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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日报发表我的《私塾生活》

毕节日报发表我的《私塾生活》 高致贤    按:2014年3月7日《毕节日报》第7版“热土品读”发表我回忆录《苦乐人生》中的一节,我的《私塾生活》。再次转发,以示感谢。      入学生涯就是我在学校当学生的时间,一般来说,这应该算我的学历,可它又不完全等于我的学历,因为我的学历很特殊。    旧djpt8大奖娱乐平台入学要到7岁,因方言中“六”与“绿”同音,人们就说:6岁入学就会“绿眉绿眼”(痴呆状)的,我就延到1944年才在熊家庄熊德益办的私塾中去拜孔圣人正式入学。    当时的私塾是一年读一学,即正月十五开学,十月初一放学。此期间没有星期,也没有假期,只有三月清明、五月端午、七月半、八月十五各放学一天,其余时间都在校读书。    全堂学生十余个,各人读的课本不相同,有读发蒙课本《三字经》的,有读《大学》、《中庸》等“四书”的;我读的却是新学(政府办学统一用的)课本。可是只读语文,没有学算术等别的学科;每天的学习任务就是:老师(当时称先生)教读一篇新课文,而后各自诵读。    读熟了,次日上午把书交给老师看着,学生车过身子,背对老师,背诵头天教的课文,能背诵了,老师随便指认课文中的几个生字,若认得了,就算过关,先生教新课,教会读了,就由学生自己去读。如果头天教的课文还背不得,或只背得课文认不得字的,就继续读,直到背得课文认得字了,才给教新课。反之,如果你一天能背诵几篇课文,且又认得文中的难字,先生就给你多教几篇新课。一间课堂里,同时传出读各种书的声音。我因学前已熟读《千字文》,一年级的国语课本我不到两个月就背完了,字也是全认得的,于是,先生就说我是什么“神童”,还把我的生日与观音联系起来,对我实行免背书,免认生字,新课也由我自己先读,如有认不得的字才去问先生。先生还让我当他的“助教”:帮他检查其他一些学生背课文,认生字。 每天中午还要写一篇大字,根据学生水平,最低是老师手把手地教“填红”,有写蒙格的,有写跳格的,有临帖的;并在大字行间写小字,反复写上课文中的生字,藉以巩固已认识的生字。我一开始就写蒙格,很快就写跳格。    熊德益老师的书法不错,教学认真,被家长们公认为好老师。可惜刚教了我们一年多点时间,他家住房失火,学校也就停办了。1950年他便被他宗族里的一个人杀害。    1946年,有个叫韦应华的先生,又在垭口场的碾房里团了一堂学,我又到那里去读了一年。私塾的教学都是一个模式。我己读到三、四年级的新学课本了。而四年级的课文排版是将正文排成大字,在各个生词后边接着排小字注释。老先生不知小字是注释,要求我当成正文背诵,这就降低了我的读书进度。因为他要种田和自己煮饭吃,他也让我当他的“助教”。有个学生叫高宗选,比我大5岁,是我的堂侄,也很聪明。他已经读到四书中的《先进》了,背书认字也是一流的,也被免打手掌了。    一次“月终总考”,他对本月所教的新课倒背如流,生字也难不倒他,我想打他的手掌来逗乐。他背书时,我发现他的书上有个印刷变体了的“不”字,就是“一”字底下一个“个”字。让他背完书之后,我就写那个字考他,他认不得,我便打了他三个手掌;把他打痛了,才在书上翻出那个字给他看,原来是个“不”字。他去告老师,老师也没有责怪我,他也把我这个小叔没办法。几十年后我与他谈起这件事都还好笑。    在上述两年的私塾中,我一直读的是新学课本,但没有读过的《三字经》《三字幼仪》《百家姓》全背得,连四书五经中的《大学》等一些章节我也能背诵,因为学生同室朗读,等于他们教我。故我可以当先生的“助教”。    1948年初,高枧老街上办了个私塾,从毕节水洞请来个新学毕业的潘老师,我和我幺哥去插班。我幺哥读初一,我读四年级,都只读语文而不学算术。我们寄宿于新街上的亲戚刘三婶家,我们没有行李,我就同她那比我大一岁的小儿子刘祖裕同读一班同住一室,同一床睡。因为三婶的五儿子刘祖英时任高枧的保长,我们就不担心被抓兵,否则,是不敢离开家乡去读书的。不过,时临解放前,国民党已兵慌马乱,一学期没读完,学校就散伙了,从此结束了我断断续续的两年多的私塾生涯,完成了我的入学生涯“三级跳”中的第一跳。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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