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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留法女博士传奇:曾与周恩来一起入狱

革命的“急先锋”女子   1958年6月18日,昆明城外,56岁的张若名伫立在河边,目光呆滞而悲愤,她转过脸,最后望了一眼身后美丽的云南大学校园,便纵身跃入河中。   她甚至未来得及给亲人留下只言片语,就猝然离弃了这个世界,划下了人生的惨痛句号……   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被打成“右派”含冤而去的女性,曾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与爱国运动的先驱,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中国留法学生中的第一位女博士。还有,她曾是周恩来早期的革命战友……   1902年2月,张若名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一个富户人家。张若名出生后不久,父亲张绍文又娶了第二房妻子,从此,生母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备受歧视和虐待。   常常是夜深人静时,若名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母亲在暗自哭泣。母亲的悲伤,深深刺痛了她幼小的心。她甚至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不受男人欺辱。   年幼的张若名在二伯父的支持下,来到天津上小学,1916年,14岁的张若名考入了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颍超同为第十级学员。她发奋读书,立志将来一定要为妇女争口气!   张若名入学后第三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请愿遭到了镇压,天津的爱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同张若名关系最亲密的女友郭隆真,首先在“女子师范”校内向同学们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妇女应“不甘人后”,并发起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郭隆真、邓颍超、张若名被选为“女爱会”的评议委员,张若名后被推为评议部长。“女爱会”很快成为天津五四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女界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   张若名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之中,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讲演队,还举办了杂志社和妇女补习班。1919年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张若名同邓颖超等作为“女爱会”代表参加了联合会,张若名被推选为庶务科干事,邓颖超为交际科干事。此后,张若名多次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代表,进京示威请愿,并频繁奔波于京津之间,做了大量宣传联络、支援营救工作。她还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约”签字、要求惩办山东镇守使马良等请愿活动,表现出异常的勇敢顽强和出色的组织能力。   1919年9月2日,周恩来和张若名等在从北京乘车回天津的途中,热烈讨论起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问题。张若名主张由“女爱会”的女校学生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加强学联的阵容。周恩来进一步建议,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同时出版一个宣传刊物。就这样,由周恩来等发起组织的天津爱国学生联合团体“觉悟社”,于9月16日正式成立。张若名则成为“觉悟社”的四位创始人之一。为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建社之初的20名成员男女各半,女学生的名单就是由张若名草拟的。   张若名经常在《觉悟》杂志上发表文章和观点,1920年1月,她就在《觉悟》创刊号上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她大声疾呼:要“破除迷信形式道德的观念”,“铲除男女心理生理不同的观念”,“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的观念”。她主张男女同校、男女同工、男女公开社交,她认为女子不必一定“主内”,应当有自主的职业及独立的经济。张若名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深刻独到,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遭警厅拘捕关押她毫不屈服   1920年1月下旬,天津学联调查员在某商号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人毒打。天津各界代表为此向省公署请愿,反被军警逮捕,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也随之被查封。   1月29日,天津各校的数千名学生,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冒着刺骨的寒风,冲破军警阻挡,奔赴北洋政府直隶省公署请愿,学生们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要求面见省署要官,张若名和其他三名学生代表奋不顾身地从紧闭的省署大门下面钻进去,结果被警方拘捕,送进警察厅关押。   尽管在狱中遭受了许多折磨,但18岁的张若名始终表现出了勇敢而坚贞不屈的精神。   周恩来曾在他的《警厅拘留记》中,摘录了张若名给他保管的日记中的一段描述:“在那三九严寒季节里,我和隆真被关押在一间没有火炉的破屋子里,俩人挤在一张床板上。尽管监狱生活折磨得我俩不断患病,但我们仍不断惦念着监狱外面在战友,彼此照顾,互相鼓励,毫不屈服。”   一天,张若名的父亲来到拘留所,向女儿进行“劝降”,要她“承认错误”,即可对她单独提前“取保释放”。   张若名义正词严地回答父亲:“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请愿,是爱国、正义、合法的。”父亲听了大为恼火,对在场的狱方官员说:“我不认这个女儿了!”   张若名和周恩来等难友一道,在狱中开展了绝食斗争,抗议被当局非法长期关押。狱外的“觉悟社”成员和天津学联,也积极声援他们的绝食斗争。北京的名律师刘崇佑,出于对爱国学生的深切同情,义务为他们出庭辩护。1920年7月,张若名和难友们终于全部获释。经历了这次患难与共,周恩来和张若名更成了亲密坦诚的同志和朋友,张若名甚至极为信任地把私人日记交给了周恩来保管。   他们出狱那天,天津各界群众夹道欢迎,并把铸有“为国牺牲”四字的银制纪念章和大红绸花佩带在他们胸前,周恩来、张若名还代表狱中难友在欢迎大会上讲话。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馆,免费为他们拍摄了一张合影照,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为各大博物馆珍藏。   张若名出狱后不久,觉悟社考虑到她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四位曾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求学。但由于出国经费一时还难于筹措,就暂时搁置下来。张若名就暂时回到保定的伯父家小住。   这时,张若名的父母为了让她不要在外面“胡闹”,“惹事生非”,便四处张罗着为她“找个婆家”。张若名对父母搞的这一套“包办”婚姻极为反感,她背着家人去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报了名,后来被家中亲戚得知,报告了她的父亲,父亲立刻派人赶到保定,谎称母亲病重,要把她“接”回温仁村。   张若名料想她的赴法计划已为家人知晓,若自己回到家乡温仁村,恐怕就再难以出来了。于是,她下定决心,毅然弃家出走。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张若名到了北京,爱国律师刘崇佑听说她和郭隆真要赴法留学,无私捐赠出300元给她们做路费。后又在刘清扬父亲的推荐、担保下,由天津学联借支了一笔钱,这才凑足了赴法经费,使她们如期离沪赴法。   赴法留学潜心攻读马克思学说   1920年11月7日这天,上海杨树浦码头,停靠着一艘“波尔多斯”号法国邮轮。周恩来等百余名中国学生登上了这条邮轮,准备漂洋过海,赴法国勤工俭学。   甲板上,18岁的张若名亭亭玉立,凝望远方,她是这批留学生中仅有的三名女生之一,另两名女生即是郭隆真和李昊。他们背负着理想,满怀激情,要去异国寻求革命真理,学习科学知识。   刚到法国时,张若名和郭隆真先住在地中海边的蒙彼利埃,由中国留学生盛成帮助她俩学习法语。这期间,张若名作为北京晨报的驻法特约通讯员,为该报撰写了二十多篇通讯,报道了中国赴法勤工俭留学生的生存状况,文章真实而有见解;郭隆真也积极帮她搜集资料,誉写文稿。   不久,她们俩又到巴黎的一家云母片生产工厂,一面做工,一面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在巴黎组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若名和郭隆真都成为“少共”最早的成员之一,并于1922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少共”秘密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峰”,大家采取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由于张若名的法文进步很快,能熟练阅读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常担任互教互学小组学习会上的主讲人。她的宣讲常得到周恩来等人的一致好评。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张若名将她在小组会上的讲稿整理成文,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帝国主义浅说》等,在法国的《赤光》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稿后来油印成册,发给共青团员和旅法华工阅读,并被共青团中央编入了介绍马列主义的通俗读本中。周恩来回国后,也将这些小册子带回并组织出版,1925年3月,“中国青年社”即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该书共四编,两万多字,其中三编为张若名所写(笔名“一峰”)。   张若名在“少共”组织内,还担负了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国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络。1924年1月21日,苏维埃领袖,第三国际创始人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追悼会。希望旅法中共组织派代表参加,并在大会上发言。中共立刻决定选派法语水平好,能力强的张若名与会,并撰写发言稿。但后来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参加,非法到会就可能受到拘捕。法国共产党立即通知旅法中共组织不要派人参会了,发言稿可以转为代读。但当时任旅法少共主要领导人的任卓宣却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去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张若名按组织决定出席了大会,但散会之后,她立即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除出境。此后,张若名一直被法国警方跟踪盯梢,并多次遭到盘查,人身安全直接受到威胁。   她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   1924年,周恩来不再担任旅法少共书记,由任卓宣接替了他的领导职位。而此人作风专横跋扈,唯我独“左”,谁不服从他,就会受到打击刁难,郭隆真和张若名多次遭到任卓宣的谩骂刁难,心里极为愤慨和不满,思想上也产生了强烈波动。   恰逢此时,法国参议员于格儒先生去世后,留下了一笔遗产,他的遗孀碧细太太把这笔遗产专门捐赠给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女学生,支持她们继续求学。张若名有了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   经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想斗争,张若名终于做出了一个选择,她决定放弃政治活动,退出少共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求学,今后走一条学问人生的路。   1924年7月的一个绵绵雨夜,张若名送奉调回国的周恩来踏上了归程,两人都明白,此番别离,相见不知何时。送走亲密的战友后,张若名随即宣布退出了“少共”。22岁的张若名,终于放弃了她少女时代就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同时也意味着与相处了5年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分道扬镳。   同年冬季,郭隆真也去了苏联学习。张若名先后把两位亲密的战友送上了火车,以后在法国的路,只有她独自跋涉了。   经中国驻法领事馆的验证推荐,张若名进入了里昂大学读书,攻读的第一门专业课是心理学。一个在国内中等师范还没有毕业的女生,一下要学习法国里昂大学的课程,很难马上适应,听讲和阅读都显得很吃力。但张若名并未因难踯躅,而是全力拼搏。   她搬进了距离里昂大学较近的天主教女子中学公寓,像一名圣徒修女一样,全心修读,几乎几年没见中国朋友,说中国话,这种“修女”式的生活,也让她摆脱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踪。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近两年的拼搏努力,1925年6月,张若名取得了第一张心理学课程合格证书。这张证书,证实了张若名的能力和潜力,也使她决心再接再励。   1926年3月,张若名取得了普通哲学与逻辑学课程的合格证书;1927年6月,她再取得伦理学与djpt8大奖娱乐平台学课程的合格证书。   1927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招生。张若名以3门专科合格的优秀成绩,顺利跨入这所著名的学府大门。   1928年2月,张若名又取得了第四门专业教育学课程的合格证书,随即取得了大学文科硕士的学位。开始享受中国政府官费资助待遇。   张若名选定世界高水平的法国文学专业,准备继续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   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赛贡教授接受张若名作他的博士研究生,并为她确定了研读方向: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赛贡教授对张若名的才智和文笔都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不仅发现她是一名非常专心的学生,而且还思维敏捷,她掌握的法语能表达出事物的细微差别。赛贡还说:“张若名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   里昂郊外与周恩来的难忘会面   在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张若名还曾经历了一次不曾想到的见面。   1928年,一个夏日的傍晚,张若名正在宿舍里埋头读书。突然,她听到楼下有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喊:“张若名,张若名!”   张若名颇感奇怪,自己为潜心读书,已隐居大学三年之久,几乎很少与外界联系,有谁会来找她呢?她匆忙下楼去看,只见一男青年,身穿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白色“法国盔”。   当那人摘下墨镜,张若名大吃一惊,她看到了一双自己无比熟悉的、炯炯有神的眼睛,这是周恩来!两人都很激动,一时竟相对无言。   周恩来示意他的行动很秘密,于是两人悄悄离开中法大学,来到附近小镇上的一家小咖啡馆,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原来,周恩来是刚去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专程赶到里昂探望张若名的。老友相逢,分外亲切。周恩来告诉她,自己已于1925年和邓颍超在广州结婚,邓颖超还让他代为向若名姐问好。   张若名也向周恩来诉说了这几年攻读学位的艰苦经历。周恩来还对张若名说,目前国内的革命形势极具危险,他常随身带着烈性毒药,随时准备为严守党的机密献身。   即将分手时,周恩来恳切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再能相见,也许我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作可信赖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和牺牲精神表示敬佩,并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第一对留法博士结下百年好合   在里昂读书期间,张若名认识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即是后来成为张若名丈夫的杨堃。   起初,杨堃通过同乡郭隆真与张若名相识。郭隆真见二人都很优秀且班配,就极力为两人撮合,并主动写信回家,帮助女友打听杨堃的家庭情况。但不久,家人回信告之,杨堃在家已娶妻室。郭隆真赶快劝若名别与杨堃继续交往了。郭隆真觉得,自己和若名曾是同窗难友,到巴黎后又一同做工革命,亲如姐妹,自己要对若名负责。   其实,杨堃的婚姻也是家庭包办。他对这桩无感情的包办婚姻异常痛苦,多次提出离婚,都因父母反对而不能,以致和父亲脱离了关系。杨堃远赴法国留学,亦是对自己不幸婚姻的逃避。   张若名并不急于做出什么“选择”,她感到重要的,是先专心完成自己的学业。   后来,张若名与杨堃同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又同在攻读博士学位,关系自然比从前更密切了。   五四时期,张若名曾追求做“急先锋”的女子,抱独身主义,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化,她的观念也逐渐变了,她对“理想婚姻”抱着期望,她说:“真正以思想感情意志结合的,在现在这种时代,实在不容易做到……”。她渴望“从众多的朋友圈中,遇着“无一不投”的人,由浅而深,达到最高度的相知相爱,然后成为婚姻。”   安宁的学斋生活,浪漫的法国文学熏陶,使张若名的心境平和怡然,愈发向往真挚浪漫的爱情生活。而杨堃更是对张若名一往情深。   1930年春,杨堃去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后返回里昂,准备论文答辩,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也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这时,杨堃与妻子正式离婚,他把一篇剖白自己的包办婚姻以及痛苦的婚姻和离婚经历的《我的婚姻史》拿给张若名看,杨堃的坦诚和衷情终于打动了张若名,她感到万事具备,决定与杨堃结婚。   1930年5月31日,中法大学小礼堂内,欢声笑语,喜气洋洋。几十位中法师生聚集在这儿,同贺张若名杨堃喜结良缘。新娘一身白色沙裙,手捧鲜花,显得妩媚动人;新郎昨日刚获得博士学位,今又踏上婚礼的红地毯,真是双喜临门,容光焕发。大家举杯畅饮,同祝新人幸福美满!   安德烈·纪德的真正“知音”   张若名夫妇赴法国东部旅游胜地安纳西共度蜜月返回里昂后,张若名便专心投入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的最后修改。1930年秋,当5万余字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张若名把打印稿寄给了住在巴黎的纪德。   不久,纪德回信写道:“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全信充满了赞扬和感谢的话语。   张若名的论文“充满着流畅潇洒、诗一般的词句”,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评为里昂中法大学最优秀成绩,并荣获了一份奖金。论文在法国刊印了180册,很快被索要一空,1931年又在北平再版发行。   张若名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精神,寒窗7年,终于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   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四十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1930年最后一个夜晚,从莫斯科开来的一列火车停靠在满洲里附近的小站。张若名杨堃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31年元月4日,他们回到了古都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讲法国文学与心理学,同时还以文学院教授名义为中法大学高中的学生讲授法语。   张若名开始了她专心致志的讲台与书斋生活。这期间,她的两个儿子先后于1931年和1934年出世,她请人照料孩子和家事,自己集中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张若名除认真完成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法国文学和纪德的研究。她在北平的法文月刊《朋友》上发表了论述纪德的小说《地梁》和《窄门》的文章。   1932年,从法国方面不断传来信息,说一生不肯确定政治立场的纪德,突然决定信仰共产主义。张若名在没有同纪德做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凭着自己对纪德全部作品的深入阅读理解,对他灵魂的透析,写就了一篇《关于安德烈·纪德》的文章。文中认定,“纪德必然主要地是热爱艺术。”之后几年,纪德的表现完全证实了张若名的预言。   有一位美国的纪德研究专家林如莲博士曾高度评价张若名对纪德的研究,她说:“张若名回到中国之后,仍能继续保持纪德专家的地位。”“中国有一个词是来形容一个人非常理解另一个人,这个词就是‘知音’,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是真正的知音”。当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吴宓教授,给张若名写了一封很恭敬的信,邀请她去清华大学,作《纪德研究》专题讲座的主讲人,张若名欣然接受了邀请。   沦陷时期埋头写作排遣苦闷   张若名在中法大学执教期间,忠实地信守了曾对周恩来的承诺—绝不泄露党的秘密。她从不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谈起过去,更不过问政治,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与党派,专心于法国文学的研究和中法文化的交流。这期间,她用法文大量地翻译了中国名著,尤其是现代作家鲁迅与郁达夫的作品,最早把他们介绍给法国读者。   张若名虽很少过问政治,但却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对祖国存亡忧心忡忡。1936年,她应邀参加了一个北平的教授座谈会,与会的60位大学教授一致决定,联合天津的大学教授,共同签署发表一个对时局的意见书,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绥东打击日本侵略军,这封意见书对不久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起到了舆论支持作用。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中法大学文学院已无法上课,教授们和校长作为留守人员,每月只发一半工资维持生活。张若名的心情非常忧郁,从不喜梳洗打扮,不喜谈天说笑。她对日本人的侵略行经十分愤慨,决不到日本人控制的机构服务,宁愿整天闷在家中埋头读书写作,以排遣心中的苦闷。   这期间,张若名夫妻还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了一本著作《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1939年发表于《朋友》月刊第四期。全书的素材出自杨堃民俗研究的成果,张若名担任了法文执笔和校译工作。书中搜集了许多河北与北京的儿歌、童谣和与儿童有关的民谣民谚。这是最早把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介绍给法国人的书之一。   张若名还用中文写下了《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兰苞》这篇长达26000字的论文,这是张若名在文学方面的第一篇中文论作,国文功底深厚的杨堃曾帮助夫人做了些文字方面的润色,由于这篇文章“特别精彩”和“引人入胜”,它于1937年在《中法大学月刊》首发,9年后又在《文艺先锋》杂志上重新全文刊载。   举家南迁,迎来昆明解放   1947年底,张若名的丈夫杨堃接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到云大djpt8大奖娱乐平台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他非常高兴,因为云南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博物馆,能在那里搞民俗研究,独具天时地利条件。因此他很快决定赴任。而张若名本不想南迁,因为北平的学术研究环境毕竟比外地优越。但为了丈夫的事业,也为家庭孩子的和睦安宁,她接受了丈夫的选择,并同他一起去云南大学,担任中文系的教授,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   1948年春,杨堃、张若名举家南迁,搬进了云南大学条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楼,环境优雅而安静。而当时全国的形势正处在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时期,解放军在几大战役中连连告捷,蒋家王朝即将彻底覆灭。   张若名当时已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精通法国文学的教授,为了讲授新课程,她仍在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和编写讲义。由于她的知识渊博和对法语的精通,讲课受到校方肯定,也深受学生的广泛赞誉。同时,她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了。他开始积极研究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把自己保存了二十多年的法文版马列主义书籍拿出来阅读。准备在思想上逐渐适应新形势。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950年开始,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很快地适应了新djpt8大奖娱乐平台,因为她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列主义,当过革命的“急先锋”。   历次党号召的运动,她都积极投入,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实际检查、批判旧思想,开会积极发言,认真写出心得。一再受到党政领导的公开表扬。入党申请书每年递交一份,思想认识过程一次比一次写得长,那样执着,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从不灰心,还去听党课,主动找组织汇报思想。   翠湖畔故人相聚含冤屈投水自尽   1955年春,对于张若名夫妇来说,显得格外温馨暖人。他们与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战友,国家总理周恩来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   会见中,周恩来亲切转达了邓颖超对若名姐的问候,并向杨堃询问了许多民族学的问题,如边疆地区的民族分类、民族史、民族调查、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民族特征等,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同参加谈话的陈毅还与张若名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漫谈了法国文学与苏联文学。   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此后大家又一同共进午餐。当张若名把至今还未能加入党组织的苦恼告诉周恩来,并询问30年前自己在法国入党的经历时,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杨堃也感到意外。这个谜样的说法,杨堃事后才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来也许是为保护张若名,故意这样说的,因为退团比退党的错误要轻些。   这次会面,给张若名和杨堃带来了很大的精神鼓舞。张若名在自己创立和主持的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发奋工作,竭力培养后进,同时还写出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试论文学中典型性的创作过程》两篇高水平的论文,先后在云南大学的刊物上发表。杨堃则翻山越岭,深入到云南各地进行民俗调查,撰写了多篇论文。   就在他们夫妻积极进取,努力奉献时,1957年,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政治风暴来临了。张若名开始仍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党交心,甚至把大儿子写回来的有些落后观点的家信也交给组织上,请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   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最后反而被自己满腔热情参加的运动所吞没。她写的“交心”材料一反成为揭发她“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作资产阶级的靶子,连她22岁在法国退出“少共”的事情也被翻出来,指责她为无耻的叛徒。这对于自尊心甚强的张若名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批判会,要她承认上述诸多罪名。当张若名得知,下午批判会还要继续,并且还要“加温”时,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辨,更来不及写下遗言,就匆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投水自尽于云大的一条河水。   当时丈夫杨堃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议,会没开完,就接到云南大学拍来的一份电报,说张若名病重,速赶回。当杨堃急匆匆返回云大,见到的只有张若名的骨灰盒。   一对相濡以沫28载的夫妻就这样生离死别了。   而更令张若名难以想到的是,她对党的忠诚坦白,竟殃及了两代人,大儿子杨在道因为她上交的那些信,被划为右派,在劳教所关押了20年,断送了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前程。幸而1979年右派“改正”出狱后,他苦心研究母亲一生的经历,成为张若名研究的专家,这也是张若名不曾想到,在天之灵得到慰藉的。   直到1963年,在邓颍超的关心下,云南大学党委才为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   在文革后的1980年,在邓颖超的亲自关怀下,云大党委才为张若名彻底平反,重新作了政治结论,“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国民主同盟也随之恢复了她的盟籍。   1998年6月18日,在张若名去世40周年的忌日,年已96岁的杨堃老人,面对亡妻遗像,心中升出无限怀念,不禁提笔赋诗《怀念若名》:“若名逝世四十年,国家形势大好转;冤魂九泉若有知,当慰我儿有书传。”两个月后,杨堃也告别了人世,与妻张若名九泉相会了。   张若名,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的人生传奇,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记忆中,划出了一道凄美的留痕。它或许会留给新世纪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和国人一缕回忆与反思。 文章摘自《特别经历》
责任编辑: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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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周恩来 博士 传奇